作者：孔云飞律师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 本文为《公共场所摄像头与个人信息保护》系列文章之一，聚焦个人在被公共场所摄像头采集后，如何行使查询、删除等权利并获得救济。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数字文娱法评」，2026 年 11 月 3 日（公众号原文）。
一、问题与研究范围
你在小区门禁刷了脸，在商场被客流摄像头拍了照，在售楼处被“防飞单”系统抓了脸。之后呢？你能查到自己的信息被存在哪里吗？能要求删除吗？被拒绝后找谁？
先分清两类场景，因为它们的“查、删”规则并不相同。一类是安防录像：为维护公共安全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条例第2条、第7条），查看与调取走《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的专门规定——本人、近亲属或其他负有监护、看护、代管责任的人，经管理单位同意可以查阅与自身关联的视频片段（第21条）；保存期限届满且目的实现后删除（第17条）；国家机关调取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第20条）。另一类是商业目的处理：售楼处抓脸算佣金、商场识别回头客、物业把人脸作为门禁唯一验证方式，经营者为自身商业或管理目的处理个人信息，完整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第44—47条）。本文讲述的“被拍之后能查能删”，主体语境是后者；前者按条例的专门路径行使。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赋予个人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等一整套权利，第50条要求处理者建立便捷的受理和处理机制。规则是有的，难的是落地：公共场所摄像的采集对象是不特定人群，处理者往往“不知道你是谁”，个人也往往“不知道找谁、怎么找”。本文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被拍之后，权利到底怎么行使，行使不动时怎么办。
本文讨论的问题归为四类：个人有哪些权利、向谁主张；处理者有哪些义务、拒绝的边界在哪里；单个个体维权与公益诉讼如何衔接；举证和费用如何分配。
先厘清一个前提：权利的行使以“定位”为前提。公共摄像场景下，处理者未必能凭一句“我被拍了”就定位到具体数据，个人也未必知道处理者是谁。所以这套权利制度在实践中运行，靠的是两个机制：处理者建立渠道、个人提供线索。两者缺一，权利就是纸面的。
二、核心结论
先分场景，再谈权利：安防录像与商业刷脸是两套规则。为维护公共安全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其“查看”走条例第21条的专门路径：本人、近亲属或其他负有监护、看护、代管责任的人，经管理单位同意可查阅与自身关联的片段，且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公开传播；删除依托第17条的期限届满删除。经营者为商业或自身管理目的处理个人信息（售楼处抓脸、商场客流识别、物业刷脸门禁）的，才完整适用个保法第四章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撤回同意等权利。把安防录像当成商业数据要求随时调取，或把商业数据包装成“安防记录”拒绝个人权利，都是混用了两套规则。
被拍者的权利是实定法权利，不是商家的恩赐。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个保法第44—47条）适用于公共场所摄像中商业目的处理的场景。经营者以“这是安防记录，个人无权查看”为由一概拒绝，没有法律依据——即使属于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本人经管理单位同意也有权查阅与自身关联的片段（条例第21条）；监控记录中可识别的个人图像，同样是个人信息。
处理者负有建立权利请求渠道的法定义务。个保法第50条要求处理者建立便捷的受理和处理机制，及时受理并处理个人请求。以“我们没有渠道”“你找不到我”为由不设渠道，本身就是违法。公共场所摄像的处理者（物业、商场、景区、经营者）应公布请求方式，并说明处理流程。
“无法定位”不能成为拒绝的万能理由。处理者应提供以“时间、地点、设备”为线索的定位机制：个人说明“某日某时段经过某处”，处理者据此检索相应设备记录，核验后处理。以“无法识别请求人身份”为由拒绝一切请求，是把举证责任倒置给个人，不符合权利制度的目的。
删除权在公共摄像场景有真实边界，但边界是“真匿名”，不是“嫌麻烦”。删除权的法定情形包括目的已实现、保存期限届满、个人撤回同意等（个保法第47条）。处理者主张“数据已匿名化、无法关联个人”而拒绝删除的，须证明达到了不可识别且不可复原的匿名化标准；“打码”“模糊处理后仍可还原”不构成拒绝理由。
维权成本可以转嫁给违法者。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中，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承担侵权责任（个保法第69条，过错推定）；人民法院可以支持合理的调查取证费和律师费（司法解释第8条）。个人打官司的成本，不应由守法的被侵权人自担。
人格权侵害禁令可以先发制人。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将遭受难以弥补损害的，可以依据民法典第997条和司法解释第9条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停止处理、删除信息，不必等案件审结。对正在泄露、传播的偷拍内容，禁令是比判决更及时的武器。
公益诉讼是个人维权的制度性补充。公共场所摄像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单个个人维权成本高、动力低，检察公益诉讼因此成为重要路径。从判决型（重庆检察二分院诉刘某、谢某明）、检察建议型（两江新区物业人脸案）到民事公益诉讼型（湖州诉旅游公司案）、司法确认型（上海三中院磋商协议案），检察机关已经跑通了多种形态。
证据是权利的基础，维权从记录开始。被拍时留意提示标识、记录时间地点；发现异常立即截图、拍照；投诉、起诉都以这些记录为前提。王某东诉超市案中，原告因未能证明系统存在识别行为而败诉——不是权利不存在，是证据没跟上。
三、适用规范
（一）法律层面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第44—50条）是权利制度的直接依据：第44条知情权、决定权，第45条查阅复制权，第46条更正补充权，第47条删除权，第48条要求处理者解释说明处理规则，第50条要求建立权利请求的受理和处理机制。第69条规定过错推定责任，第7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可提起公益诉讼。《民法典》第997条确立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第1183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二）法律框架下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第8条支持停止侵害、删除信息、赔偿损失和合理维权费用（含调查取证费、律师费），第9条规定人格权侵害禁令，第14条支持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则展示了公益诉讼在公共场所摄像领域的适用形态。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99号）是对安防录像的专门规定，个人的“查、删”走其中的专门路径：第13条要求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装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第17条要求保存期限届满且目的实现后删除；第21条规定，为了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本人、近亲属或者其他负有监护、看护、代管责任的人，经管理单位同意可以查阅与自身关联的视频图像信息，但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第20条限定国家机关查阅、调取的权限和程序。也就是说，安防录像的“查看”是条例语境下的专门权利，与个保法第四章针对商业目的处理设定的完整权利束（查阅、复制、更正、删除、撤回同意）并不相同——前者是限定的、经同意的查阅，后者原则上应依法受理。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网信办、公安部令第19号）第5条要求告知权利行使的方式和程序，第8条要求保存期限不超过必要最短时间，第9条要求影响评估记录保存至少三年——这些规定构成商业人脸识别场景下个人权利的配套保障。
四、各主体的责任
（一）处理者（物业、商场、景区、经营者）
建立权利请求渠道并公布联系方式；在合理期限内受理并处理请求，说明处理结果和理由；按“时间、地点、设备”线索协助定位；对删除请求，证明数据已真匿名的才可拒绝；不得以“个人无法证明身份”为由拒绝合理请求；保存处理记录。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另按条例第21条受理本人、近亲属等对关联视频片段的查阅申请，并防止获悉内容非法外传。
（二）受托处理者（系统供应商、云平台）
按委托合同配合处理者的权利请求响应；不得以“数据在云上、归客户”为由不配合；个人向受托方主张权利的，受托方应转达处理者或协助处理。
（三）监管与司法机关
网信、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投诉举报；检察机关对侵害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通过禁令、判决、司法确认提供救济。
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个人可以做的：
- 商业目的处理的（商场客流、售楼处抓脸、物业刷脸门禁），通过提示标识上的联系方式，向处理者提出查阅、复制、删除请求；
- 安防录像的，按条例第21条向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申请查阅与自身关联的片段，说明系为保护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且不得将获悉内容非法外传；
- 提供“时间、地点、设备”线索，配合处理者定位数据；
- 处理者拒绝或超期不处理的，向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 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提起民事诉讼；
- 向检察机关提供公益诉讼线索。
处理者不能做的：
- 以“这是安防记录”为由一概拒绝个人查询——即使属于安防录像，本人经管理单位同意也有权查阅关联片段（条例第21条）；
- 不设权利请求渠道，或以“无法识别个人”为由一概拒绝；
- 以“数据已打码”冒充匿名化拒绝删除；
- 对合法请求拖延不处理、不答复；
- 以提供权利服务为由另行收集人脸等个人信息（如要求“再刷一次脸核实身份”）。
六、典型案例：公益诉讼的四种形态
以下案例均为经营者为商业或自身管理目的处理人脸信息的场景，适用个保法权利制度下的追责路径；安防录像（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环节的争议更多集中在调取权限与公开传播，见本系列执法调取专篇。
判决型——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诉刘某、谢某明案（(2023)渝02民初49号，重庆二中院）：被告处理众多自然人个人信息并从中获利，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二被告在重庆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共同缴纳公益损害赔偿金33,350元。这是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的完整判决形态：公开道歉修复社会影响，赔偿金用于公益维护。
检察建议型——重庆两江新区物业人脸案（最高检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检察机关查明物业相关企业存储人脸信息150万条、存在七项问题后，向住建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全区物业行业整改。这类形态不直接起诉企业，而是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覆盖面最广。
民事公益诉讼型——浙江湖州检察机关诉G旅游公司案（最高检典型案例）：景区强制游客刷脸入园、未定期删除人脸信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开展人脸信息数据删除现场勘验，保障游客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是直接针对企业的民事公益诉讼，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一一对应。
司法确认型——上海三中院磋商协议案：青浦区检察院与违规收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的房企达成磋商协议（删除信息、整改售楼处、建立制度、培训员工），上海三中院审查后裁定协议有效。这类形态以最小成本实现整改，适合违法情节较轻、整改意愿强的企业。
四种形态说明：个人维权之外，公益诉讼已经覆盖了公共场所人脸识别的多数典型场景，从立案到整改形成闭环。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向检察机关反映是有效的维权途径。
七、权利行使的操作指引
记录：留意提示标识的管理主体与联系方式，记录被拍的时间、地点、设备位置；
请求：商业目的处理的，向处理者书面（含邮件、在线渠道）提出查阅、复制或删除请求，说明线索，保留送达凭证；安防录像的，向提示标识载明的管理单位申请查阅与自身关联的片段（条例第21条）；
等待：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个保法第50条）；
投诉：向处理者所在地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附请求记录与拒绝证据；
禁令与诉讼：情况紧急的先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起诉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信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含维权费用），主张过错推定；
公益线索：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
八、参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7条、第1183条，2021年1月1日施行），中国人大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wb.flk.npc.gov.cn/flfg/PDF/bd53dd912c1048f2aecbaa229238334b.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50条、第69条、第70条，2021年11月1日施行），中国人大网：https://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108/t20210820_313088.html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99号，第13条、第17条、第20条、第21条，2025年4月1日施行），国家行政法规库：https://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1762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令第19号，第5条、第8条、第9条，2025年6月1日施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https://www.cac.gov.cn/2025-03/21/c_1744174262156096.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第8条、第9条、第14条，2021年8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1424.html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2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与刘某、谢某明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最高人民检察院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重庆两江新区检察院督促整治小区物业违法处理人脸信息案、浙江湖州检察机关诉G旅游公司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典型案例之五
本文基于公开法律法规与司法案例整理，仅供一般性参考，不构成针对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个案处理请结合证据与办案机关意见，由执业律师出具专业意见。
常见问题
被公共场所摄像头拍到，我能查到自己被拍的画面吗？
要分场景。为维护公共安全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本人、近亲属或其他负有监护、看护、代管责任的人，经管理单位同意可以查阅与自身关联的视频片段（《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21条）；商业目的处理的（售楼处抓脸、商场客流识别、物业刷脸门禁），则完整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47条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
处理者说"查不到你"或"我们没有渠道"，算不算违法？
以"我们没有渠道""你找不到我"为由不设渠道，本身就是违法——个保法第50条要求处理者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以"无法识别请求人身份"为由拒绝一切请求，也不符合权利制度的目的；处理者应提供以"时间、地点、设备"为线索的定位机制。
商场说数据已打码、已匿名化，就可以拒绝删除吗？
不一定。处理者主张数据已匿名化而拒绝删除的，须证明达到了不可识别且不可复原的匿名化标准；"打码""模糊处理后仍可还原"不构成拒绝理由。
打官司成本高，律师费能不能要回来？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中，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承担侵权责任（个保法第69条，过错推定）；人民法院可以支持合理的调查取证费和律师费。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将遭受难以弥补损害的，还可以依据民法典第997条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不必等诉讼结束。
除了自己起诉，还有别的维权途径吗？
可以向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公益诉讼线索。公共场所人脸识别的公益诉讼已形成判决型、检察建议型、民事公益诉讼型、司法确认型四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