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赌博“组织者”的刑责边界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行为的认定
近年来，跨境赌博从传统的“组团出境”，快速演变为更加隐蔽的“线上登录”“网络下注”。在办案一线，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一罪的适用频率渐长，但不少人对该罪较为陌生。
什么样的行为才算“组织”？不带人出境也可能构成犯罪吗？只是介绍赌客、垫付赌资、安排吃住，也会涉嫌组织罪？本篇文章根据司法实践，具体解释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认定。
一
案例回顾
2005年，被告人吴某斌在澳门一赌场开设赌博账户，根据赌资数额从赌场获取返利。吴某斌等人通过当面招揽、电话邀集、口口相传等方式，长期组织、招揽境内公民到澳门赌博，提供陪赌、结算、后勤保障等服务。截至 2022 年 8 月案发，吴某斌赌博团伙控制的账户流入赌资共计 3 亿余元。
本案经一、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斌等组织境内公民参与境外赌博，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
二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方式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虽为简单罪状，但司法解释与案例已明确几个要点。
首先，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系组织行为，仅处罚组织者，不处罚单纯的参与者。该罪的惩治对象是促成赌博活动的组织链条，而非单纯参与境外赌博的个人。
其次，被组织者即参赌人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是否身处境内不影响定性。即使参赌公民已在境外，只要行为人组织其参与境外赌博，仍可能构成本罪。
最后，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不等同于组织参与“出境”赌博。核心不在“出境行为”，而在赌博活动发生在国（境）外。司法实践中，组织参赌人员在境内通过网络登录境外赌场进行赌博，同样属于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同样会“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1]由于网络赌博具有运作成本低、资金结算方便，且易逃避监管等特点，赌博集团多将赌博业务转向线上运作。这一模式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大，已成为跨境赌博治理的重点。
基于此，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主要包括三类行为：1. 组织中国公民出境参与赌博；2. 组织公民在境内通过网络参与境外赌博；3. 组织身处境外的中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
就本案而言，吴某斌等人组织、招揽境内公民到澳门赌博，提供陪赌、结算、后勤保障等服务，属于典型的线下组织我国公民出境赌博。
三
“组织”行为的认定
组织行为是构成本罪的核心。司法实务与学界均有对“组织”之认定作出解释。张明楷教授认为，组织是指通过召集、招揽、强迫、拉拢、引诱、欺骗等方式使他人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2] 界内也强调，本罪的“组织”是中国公民与境外赌场的连接渠道，是对中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发挥重要作用的环节。[3]
从司法判断逻辑来看，“组织”行为至少应满足以下要素：
1. 客观上“促使”我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且组织行为与参赌存在因果关系。若无行为人的组织、联络、担保、介绍、安排等行为，被组织者难以实现跨境赌博，即构成“促使”参与赌博的效果。被组织者是否愿意且自发参与，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只要其事实上因为行为人的组织行为参与跨境赌博，组织者就已经促成了我国公民的参赌。
2.组织行为可表现为提供参赌便利，不要求直接组织赌博活动。组织行为指向的是“参与”跨境赌博行为，即该罪并不要求行为人直接组织整个赌博活动，为赌客在境外创设赌博条件，比如设计赌博规则，提供赌博场所与工具等。行为人为赌客创造一系列便于参与跨境赌博的条件，不限于安排食宿、垫付赌资、将赌客介绍至境外赌场或代理接待系统、洗码、陪赌、结算赌资等，只要行为实质上降低了参赌门槛，推动了参赌行为的发展，即可纳入组织行为。
3. 行为人通常对参赌活动具有一定“控制力”或“主导地位”。就“组织”二字的文义来看，组织者对被组织的参赌对象应有一定的控制力。这并非要求组织者控制赌客的赌博行为，而是要求其对参赌活动本身具有决策性影响，如人员选择、资金安排、场所确定等。
在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具有以下关键的组织特征：在澳门赌场设立洗码账户，与澳门的赌场合作；接触联系内地赌客，邀集内地赌客到澳门赌博；根据赌客的财力提供赌资担保、垫付赌资；并雇人为参赌人员安排食宿、接送往返，陪赌洗码，催讨赌债。本案终审法院也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吴某斌的资金担保行为，相应的赌客就无法顺利进行赌博，赌客去澳门赌博与吴某斌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总体而言，吴某斌的行为为赌客提供了参与跨境赌博的便利条件，直接促成了赌客的跨境赌博，其行为也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公民跨境赌博的组织特征。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关于跨境赌博治理问题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23 年 8 月 18 日。
[2] 张明楷：《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载《现代法学》2025 年第 2 期。
[3] 王志英：《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司法适用》，载《法律适用》2022年 第 12 期。